2006年1月6日，北京新华社报道了一则特别的消息：
2005年12月23日，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姚文元因病离世。
这条简短的新闻在国内没什么太大反应，可是在海外可是引起了挺大的关注和轰动。
许多海外媒体纷纷报道了姚文元的去世，各种关于他生前的消息也铺天盖地涌来，让人目不暇接。
了解到姚文元出狱后曾向中央提出过两个请求，其中有一个一直没有实现，他也因此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姚文元曾向中央提出了两个请求，其中有一个一直没有得到满足，直到他去世都遗憾未能实现。
两个请求
1996年10月，北京市秦城监狱放出了一个特别的罪犯。
作为全国闻名的“第一监狱”，秦城关押过不少特殊的人物，但这次放出来的这个人和以往的不一样，正是曾在中国掀起波澜的姚文元，他也是著名的“四人小组”成员之一。
“四人小组”的成员是在1977年4月9日到10日这两天被分批送进秦城监狱的，之前六个月，他们一直在中南海的地下设施里接受隔离审查。
在那段隔离审查的时间里，跟江青的胡搅蛮缠相比，张春桥死活不开口，姚文元的反应要“乖巧”得多。
据了解的人说，刚开始被隔离审查时，姚文元反应挺激烈的，经常趁着吃饭的时间偷偷跑出去，可每次都被看守的人拦了回来。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满嘴跑火车地骂看守的人，情绪特别激动。
没多久，姚文元就明白了形势，慢慢变得平静了，不再像之前那样骂看守的人了，而是默默地配合着审查。
在这四个人里面，姚文元算得上比较听话的那一个，而像张春桥什么的，基本上都是一副哑巴样，话也不多，一声不吭地应付着一切，搞得别人根本没法跟他搭话。
比如江青，脾气暴躁，经常不听劝，更别说对照料自己的护士发脾气；像王洪文，刚开始被关押时经常大声骂人，后来就变得情绪低落，食欲也变差了。
姚文元倒是和他们不一样，习惯了审查的日子之后，他既不郁闷，也没有闭口不言，每天吃得香喷喷，要么读书，要么锻炼身体，有时候还会吃个夜宵。
姚文元在交代自己罪行的时候，表现得在四个人里算比较坦率的一个，虽然一开始也推托责任，时常提到“毛主席的指示”，不过被审查人员揭穿谎话以后，他还是挺老实地承认有罪，对自己犯过的一些错误也供认不讳。
大概是因为姚文元表现出了比较坦诚的认错态度吧，所以他在四个人里判得最轻。1981年1月的判决里，江青和张春桥都被判了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王洪文一开始就被判了无期，要一直到去世才算完。
跟他人比起来，姚文元刚开始被判20年有期徒刑，算是相对轻一些的惩罚了。
1996年10月，姚文元走出了牢门，从1976年10月开始被隔离审查，到1996年10月获释，他差不多在狱中呆了整整20年。当时他还算是个精壮的中年汉子，等到出狱时，已经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出狱那天，姚文元的家人专门来接他，脱掉囚服，换上平常的衣裳后，他拎起自己的东西，头也不回地迈出了这个把他关了快20年的地方。
随着秦城监狱大门慢慢敞开，姚文元终于看到了外头的天地，那份突如其来的自由让他一时间有点懵圈。就在这时候，他的家人迎了过来。
在家人的陪伴下，姚文元走到北京火车站，打算买开往上海的火车票。看到周围人潮涌动，他感觉有点心乱，就把帽子拉得低低的，遮住半边脸，生怕被人认出。
出狱后，姚文元过得很低调，既不在公众场合出现，也没接受过媒体的采访。
没多久，低调的姚文元突然向组织提出两项请求，第一个是想要重新加入党组织，第二个就是希望能够出版自己的回忆錄。
关于第一个请求，组织明确表示拒绝。至于第二个请求，经过认真研究后，组织同意了，但条件是写完后要交中央审查，而且不能在国外发行。
得到组织认可以后，姚文元便动笔写起自己的回忆录，回忆起这几十年的坎坷人生经历。
“棍子”姚文元
跟后半辈子比起来，姚文元前半段的生活算是挺普通的，唯一惹人注意的，恐怕就是他曾经因为父亲的关系见过鲁迅先生吧。
见过鲁迅先生，或许也算不上奇闻，但1931年出生的姚文元居然能在鲁迅去世之前见到他，这就挺不寻常了，更别说，那时候姚文元还只有一岁，小小年纪就认识鲁迅，这事儿要说出去，嘿嘿，也算是挺自豪的一件事了。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姚文元后来对这件事挺自豪的。说到这份自豪的根源，得从他的父亲姚蓬子讲起。
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算得上几位知名的诗人和作家之一，他在1927年加入了共产党，还曾经参加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跟鲁迅、丁玲、茅盾这些大文学家都有一定的交情，鲁迅还曾为姚蓬子写过一首叫《赠蓬子》的诗，可见鲁迅对这位后辈还是挺看重的。
姚文元曾经也很为自己的父亲自豪，他早年间向别人做自我介绍时，总是会提起自己的父亲，他常常对别人这样说道：
我父亲名叫姚蓬子，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还是鲁迅的战友呢。跟瞿秋白、胡风等等人都关系不错，那会儿，他们常常会到我家来串门。
可惜啊，姚蓬子最终没能坚持住那份革命的信仰。
1933年12月，姚蓬子在天津被国民党特务抓走，随后被押到南京，关押在国民党的中央反省院里。中统的头头徐恩曾挺想拉拢姚蓬子，所以没对他进行刑讯，而是派一些犯人殴打、辱骂他。
姚蓬子忍受不了折磨，最后只得妥协，1934年5月，他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发表了“脱党宣言”，之后就获释了。
父亲的那段经历一直让姚文元记忆犹新，虽然他曾在大家面前夸过自己的父亲，但等父亲叛变革命的事传得沸沸扬扬后，姚文元就再也没有提起过父亲，表明自己和父亲划清了界限。
这反复无常的表现和父亲姚蓬子简直如出一辙，从中也能看出，姚蓬子的经历以及教导对姚文元的成长和性格塑造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姚文元后来能一路高升，跟他那反反复复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正是在他得到张春桥的赏识之后。
1955年，知名作家胡风被批判，贴上了“反革命”的标签，紧接着，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反胡风”的运动。当时，姚文元正忙着写一本关于胡风文学作品的书，可是还没写完呢，胡风就被批判了。
消息传来，姚文元心里有点松了口气，但又忍不住紧张起来，毕竟胡风是他父亲一直认识的老友，曾在公开场合多次夸过胡风，现在胡风遭到批捕，他怕自己也难逃一劫。
在这种局势下，姚文元再次动用了他那反复变换的伎俩，在批胡风的大会上，姚文元一番激昂慷慨的讲话，把胡风骂得一文不值，明显表现出自己跟胡风之间那点“水火不容”的关系。
姚文元那番激情四溢的发言引起了张春桥的注意，虽然两人之前就认识，但一直没多留意他。直到这次批判大会上，姚文元那套“左”的说词恰好击中了张春桥的心思，所以他对姚文元开始多了一份关注。
多亏了张春桥的帮衬，姚文元把自己的讲话刊登在了《文艺月报》上，然后又多次在军报和党报上发表了批胡风的文章。这一阵子，姚文元也算小有名气，算是蹭上了一波热度。
姚文元这次走红，不光是在文艺圈露了脸，更意味着他变成了一根“棒子”，专门用来揍人的那种“棒子”。
1957年，算是姚文元命运的第二次转变点。这年，全国掀起了一场气势磅礴的“反右斗争”活动。
在运动还未正式开启之前，姚文元就从张春桥那里得知了消息，利用这个信息上的先机，当大部分人还没反应过来时，他第一时间写出了一篇叫《录以备忘》的文章，态度极其激烈，抨击了《文汇报》里的“右派”言论。
一经刊出，这篇文章就引起了巨大反响，那种“左”的言论很快吸引了毛主席的注意力。毛主席迅速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篇文章，还要求把他的文章和姚文元的帖子一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能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章放在一起，那可是姚文元都没敢想象的事情啊。
多亏了毛主席的器重，姚文元一时间名声大噪。这半年里，他继续以“左”的立场不断发布各种文章，用笔锋在各个角落大肆挥洒，那些曾经崇拜的前辈作家，一个个被他打倒得七零八落。
虽然姚文元那时候已经小有名气，但要说让他真正走红的，还是那篇广为传颂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篇文章之所以传播得那么广、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主要是因为它成了十年动乱的导火索，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确实可以算得上是一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这篇文章的作者姚文元也借着这篇“杰作”一举跻身“四人小组”，江青甚至盛赞姚文元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从此，姚文元不再只是打一个人的“棍子”，而变成了棒打千百万人“的棍子”，许多人因此陷入了深渊。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结束的那一刻。
1976年10月6日，经过整整十年的动荡，党中央下定决心，要彻底剿灭“四人小组”。当天晚上，叶剑英元帅和华国锋同志亲临怀仁堂，亲自指挥对“四人小组”的抓捕行动。
接到通知要开会后，姚文元是第三个到达怀仁堂的人，他没有像王洪文那样激烈反抗，而是平静地听完了关于对他进行隔离审查的安排，然后就跟着几位警卫战士一起出了门。
从那天晚上开始，姚文元不但丧失了权力，也失去了自由，那根曾经用来“打人”的棒子，终于再也使不出力了。
晚年岁月
1996年10月，姚文元服满了20年的监禁，从1976年10月开始的刑期，到这一天正好到期。
出狱以后，姚文元一直隐藏在上海和浙江湖州两个地方，作为一个非常敏感的特殊人物，他从不曾公开亮相。
没多久，关于姚文元要出回忆录的消息就不知怎么传开了，立马引起国内外好多出版社的关注。其中，有三家出版社还开出500万的高价，想买断回忆录的版权。
可姚文元对这事根本提不起兴趣，他把回忆录写完后交给了中央审查，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为糖尿病去世了，直到走了，他也没能看到自己的回忆录被出版。
姚文元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特殊人物，人生经历挺难一言蔽之，毕竟历史本就复杂，政治背景也很繁杂。
姚文元，曾经掌握重大权力的高层人物炒股配资平台网址，其贡献与过失的评判可不那么简单，时间长了，一切是非对错终究会由历史来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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